面子读后感

关于面子读后感通用

阅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在眼前展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书籍就是他/她最可靠的朋友，阅读作者写的作品后，心中感触颇多，让人忍不住吐露出来，通过写一篇作品读后感来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悟正当其时，为什么我们不能产出一篇自己的读书心得分享与他人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关于面子读后感通用”，欢迎你阅读和收藏，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关于面子读后感【篇1】

本土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读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有感

社会科学研究以美国社会学为例，正是通过本土化的过程，削弱了欧洲作为世界社会学中心的地位，在介绍、批判吸收欧洲社会学知识后，新概念和新理论开始出现。如镜中我初级群体主我一客我等社会学新概念，再到后来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确立的经验研究取向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形成，美国社会学实现了从介绍、仿效欧洲社会学到构建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跨越。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取向也并非是近几十年的事，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几个学派就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成果，如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和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时间转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掀起了一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运动，社会科学本土化成为热点问题。3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发展经历了盲目迷信西方理论框架、二元对立倾向突出、多元化局面形成这样一个过程。虽然今天本土化研究已形成了多元化局面，讨论空间、视角、方法等得到了拓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本土化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在翟学伟看来，走投无路和东张西望都会导致多元化的产生。

怎样才能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呢？翟学伟在《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这部著作中，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视角，认为本土研究应该回到中国现实中去观察、发现，然后再在中西方学术之间作本土的定位。这种研究方法既可以避免本土化过程中的二元对立，也没有受本土契合性概念的限制，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对社会的准确反映和合理解释上。他提倡，社会科学本土研究视角不可忽略中国社会由儒家思想建构的现实，儒家思想帮助我们建构了一个具有连续系统性质的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特性，不适用于西方式的对立性分类。对社会科学的建构，翟学伟推崇本土视角下的讲故事的方法，文学具有再现社会事实的价值，而这种再现能力正是社会科学所需要的。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视角

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的盲目套用和二元对立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化为多元化局面的一部分，同本土化概念紧扣的本土契合性是否有益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呢？最先提出本土契合性概念的是心理学家杨国枢，他把本土契合性定义为：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之心理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密切或高度配合、符合及调和的状态。这个具体的操作概念意味着要求中国学者脱离西方研究范式，做同自己社会文化相契合的研究。但是，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却是西方人早已设定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框架和角度，在操作层面上，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绕过西方学术思想，这个操作模式并不能解决关乎本土化运动本身的东西学术传统关系问题。

培养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视角，首先不能撇开现有的学科类型，学科对象、领域、范畴及基本问题是确定的，在这个学科框架内进行自生性研究，由本土研究者自己开拓理论、概念和方法。这是因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形成的框架并不是靠研究对象来表示，而是靠范式、逻辑推论的方法、概念系统表达的方式等来确定的。学科类型的划分不在于证明某种理论的正误，而在于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种学术眼光、学术敏感、处理资料的方法，为研究者提供思考和拓展的空间。

其次，在接受西方学科类型的基础上进行本土训练。本土训练内含着不扬弃西方方法取向和门派的气质，对东西方学术传统作比较性且系统性的训练，实现学科范式和理论的更新。本土训练要求研究者对西方学术传统作全面的认识和批判，对西方各家路数作平行了解，再从研究本土社会的过程中发生碰撞找到突破，只接受某一种路数而不顾其他显然是无法实现这个目的的。所以，李金铨、翟学伟等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阅读西方学术经典的必要性，以此获得一种看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再者，理清本土立场和学科既有框架的关系。本土研究者最好能出入于东西方学术之间，在东西方学术的自由出入中确立问题的处理西方学术擅长思辨、演绎和归纳，当学者要用这种思维来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时，可能会把中国社会中的关键问题切割掉；反过来仅用中国的思维和概念（如八卦、阴阳调和等）来解释，则会缺乏一种科学性。无论是用西方研究思维来嫁接本土研究，或是用中国传统研究思维来融合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都会导致游离于学科框架边缘的现象发生。以阎云翔对礼物流动的研究为例，阎既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礼物流动中的互惠原则，也看到了权力等级制度导致的礼物流动过程中的失衡现象，修正了西方人类学视野下的礼物流动理论。

最后，尽可能采用本土概念的研究方式。比较常用的两种方式有：第一，找出本土概念，对本土概念进行界定，再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它们在中国人中的表现方式或态度。第二，对本土概念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文化上的解释，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但这两种方式在概念界定和分类上的西式追求，丧失了本土的意蕴。以对面子的界定为例，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印象整饰，但是如此简单的界定往往会忽略本土概念的复杂性，因为它在不同的社会里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心理感受和不同的行为表现。许多中国本土概念不一定要靠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说明，一般那些比较难定义的概念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孕育出来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定义它们，对它们的理解和阐释结合文化性的叙述和典型故事来完成。还有，本土的研究不一定非要在本土社会中寻找、挖掘被典籍或日常生活反复使用的概念，本土研究来自学者对本土文化某一重要或核心问题的界定。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的本土研究既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现成套用，也不是作二元对立式对比，而是要在全面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从本土现象和问题出发，在东西方学术传统中来回穿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构建本土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

二、儒家的社会建构与本土社会研究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划分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建立起来的方法论，但是影响中国社会建构的是宗法制度、话语实践、儒家伦理思想等，自儒家思想确立了正统地位以来，儒学长期参与中国社会建构，对中国社会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是在今天，从事中国社会研究都不得不考虑儒家思想对社会建构的深远影响。优秀的中国本土社会研究经验也昭示着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为例，儒家伦理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差序性，儒家文化提倡的仁和五伦思想影响着差序格局的形成，仁包含着爱有等差之意，五伦中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种等级差别，为中国社会结构格局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取向。再看翟学伟对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的研究，儒家伦理同样参与了中国人的人情观、面子观、权力的建构，也正是受儒家伦理的影响，造就了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的复杂性。

首先，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宗法制一直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建构。这项关于确立、行使和维护宗子权力的制度随着周代分封制的确立而确立，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一项法则。周朝以来，社会建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原则，以姓氏为纽带，人们被连接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并受宗子辖制的制约。宗法制具有可复制性和缩放性，一种关于国家的、阶层内部的建构原则蔓延并贯通到不同的社会等级中，构成了家和国之间的统一性和贯通性。虽然，作为国家制度的宗法制在春秋战国后开始趋于解体，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行为模式和日常社会构成方式的宗法制却被保留了下来，并随着社会的变迁作出了适应性调整。

其次，话语实践方面，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相贯通。以国和家为例，依宗法制，国字包含有君主、社会、天下之意；家的含义也同样丰富，既指血缘关系群体，又有国、封地之意。再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学中，个人与社会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但是中国人一贯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坚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把家作为联系个人与国家的中介。

再者，儒家思想在概念上和国家建构问题上的混用现象。以礼为例，它既可以具体到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行为规则，又可以抽象到人之为人的标准。不只是概念的混用，关于国家建构的命题也有混用现象，如五伦中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在西方社会学思想看来，这五种关系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儒家对五种关系的陈述放在了同一个层面，如此一来，具体和抽象、微观和宏观结合在了一起。

总而言之，儒家的社会建构同宗法制社会是相吻合的。它来自宗法制度，又参与了宗法制的建构和发展；儒家思想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把个人和家庭作为起点，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社会建构，而不止限于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儒家社会建构中的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抽象与具体之间具有贯通性，并不存在明显的对立关系；儒家思想的可复制性和缩放性，预设了相同和想通的方法论，使人们相信个人的行为与家庭、他人的关系相关，甚至可以推广到更大的人事上去，如国家安危。儒家社会建构的这些特点启示我们，儒家自身与西方思想建构之间没有对立关系，建构本土理论不能在西方社会和理论的对立面上建立。以面子和人情的研究为例，首先，二者的概念很难断定；其次，它们的存在和宗法社会的敬祖观念相关；再者，受推己及人的影响，中国不是只有某一类人或阶级讲人情、讲脸面，而是人人都要这样做；另外，面子和人情的内涵也不好确定，它可以是雪中送炭，也可以是锦上添花。

三、讲故事本土社会科学研究的事实再现方法

社会行为科学既称之为科学，就在于它依靠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力图通过模仿和借鉴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认识和理解人类的社会与行为，如社会学研究中的调查和统计。在对社会科学本土研究视角、儒家思想与社会建构关系的阐释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中国本土化的概念未必能用实证的路径加以研究，且由于本土概念的复杂性和生动性，实证的路径不仅难说清问题，还容易弄丢概念的本土意蕴。对于那些比较难定义的本土概念而言，一般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孕育出来的。这个时候为了达到研究目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定义它们，而是用文化性的叙述和典型故事协助阐释和理解。其实，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即便讲故事的方式之前并不被作为一种方法，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有时也在无意识地使用着讲故事的方法。比如民族志的写作手法，这个建立在田野调査基础上，基于第一手观察和参与基础上的写作方法，在进行文化现象的描述时通常会选择讲故事的手段。讲故事这一文学性的事实再现路径和本土研究结合的依据就在于论证文学再现了社会真实的可能。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童视历史故事的陈述和对其所含道理的体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会教一些成语故事给我们，启发我们了解人生、社会的道理。如用守株待兔的故事教育我们不要想着不劳而获，用揠苗助长的故事教育我们要遵守事物的发展规律。但是这个故事要怎么讲呢？随意堆砌出几段故事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讲故事也需要一个研究框架，讲故事要和研究的性质、目的契合。这要求研究者在讲故事前要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储备，有明确的操作上和策略上的考虑。如故事有没有代表性，这个故事能不能反映研究对象。再者，研究框架的存在对于故事的陈列具有指导意义，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个框架向受众提供分析和解释这个故事是否确实发生的理由。从后者的角度看，讲故事作为方法，关键的问题是所选用的故事文献不仅要真实可靠还要具有代表性。

讲故事的可靠性还在于文学有转变为历史的可能性。尽管这一可能性的发生有着特定的条件限制，但就目前来说我们已经能把握其中的某些内在规律。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哲学界，对文字记载的历史能否反映历史的真相一直存在争议。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力图颠覆历史的真实性，认为即便有大量的史料作保证，也不能反映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如果历史是一种文学形式的话，那么文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再现历史的。笔者希望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文学到历史的转换。福柯的新历史主义论断也提出，历史并不是对史实的单一记载，历史的记载受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影响。新历史主义主张把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在历史的环境和语境中重新释读文学作品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把文学文本看成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总的来说，上述所言的文学转变历史的某些内在规律就是：能否成功地从小说和文学作品中取得历史，是由研究对象和研究层次来确定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间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那么文学中的描写是没有可信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某一时期的社会风貌、习俗、礼节，那么文学作品的描写是具有可信性的。

翟学伟建构的社会科学讲故事的方法是：建立研究框架一寻求相关故事一论证所选故事的代表性一讲述一故事研究一结论。故事研究的真实性在于其反映的社会生活逻辑和情理是否真实，而行为科学的目的在于社会与行动的运作、规则和潜在意义，不是去弄清那些时间、地点、人物和参与者。因此，讲故事的方法是适合与社会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这种人文方法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四、结语

翟学伟的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理论聚焦于本土研究的视角，既不撇开西方学科体系，又要做本土训练，从本土现象和问题出发，在东西方学术传统中来回穿梭，寻找途径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道路上，社会行为科学研究的本土视角具有现实意义，符合中国社会建构的渊源，儒家思想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缩放性，这也让中国的社会科学概念复杂、难以定义。假如借用西方社会科学对概念的定义方法对这些概念进行定义和说明，又难免使其丧失本土的意蕴，这时候我们可以减弱对本土概念的框定，采用文化性的叙述和典型故事协助阐释和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思路，从事本土研究和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关键是有没有对西方学术体系有一个全面深人的认识和理解，用西方的学科视野帮助我们拓展本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深耕于本土社会运作规则、机制和现状。

关于面子读后感【篇2】

内容简介：人人皆说面子好，面子太多亦烦恼；世人皆被面子累，抛开面子方为高。人活脸，树活皮，墙头活了一把泥。人没脸了，也就没活头了：树没皮了，也就活不成了：墙上没泥了，也就不光滑了。人生就是一场戏，“舞台小天地，人生大舞台”，人际交往中所建立的情感关系即所谓“人情”，是面子生存的基本支柱。生活中演戏和戏里演生活都不能脱离面子这个脚本，每个人每天都在演戏，谁都戴着面具。所以，面子在每个人成功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仅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还要维护其他人的面子，如果不考虑面子问题，人际交往将很难进行。

面子学的读后感，来自淘宝网的网友：面子现象是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生活中，“面子”是很重要的事，为了“面子”，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为了面子，“头可断，头发不能乱。血可流，皮鞋不能不打油”。爱面子似乎成了人的一种天性，从古代的怕“有辱斯文”到现代的“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难道面子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值钱吗？其实面子你认为它重要就重要，认为它不重要也就不重要了，关键看你能否参透它，参透了，你也就胜利了。

面子学的读后感，来自卓越网的网友：“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等和面子有关的俗语比比皆是。的确，每个人都希望被人重视、受人尊重、受人欢迎，但有时难免被人嘲弄、受人侮辱。这就是人生，我们必须学会面对。所以，千万不要为了面子而和别人生气，俗话说“生气不如争气”。生活中要懂得做事的技巧，千万不要因面子而和人翻脸，翻脸不如翻身。在这个世界上，你计较得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少，与其为了面子而郁闷生气，不如自己争气。

关于面子读后感【篇3】

《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读后感

第一次听说《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是在大学时候，每当知乎上有一些好的书单推荐时，往往也不缺乏它的身影。可惜穷学生穷学生，大学时期王二不止一次找过这本书的电子版，可惜一直没有找到，图书馆里也找过，也没有这本书。现在毕业了，发了点工资，便买了一本纸质版的书。

这本书应该算是翟学伟先生的论文集，如果说当代中国有谁还在认真地做社会科学，翟学伟先生算一个。举例翔实、论点充分、旁征博引是这本书的特点，让王二一读起来就觉得作者是个社会学经历丰富、认真做学问的人。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王二读费孝通老先生《江村经济》的时候。

但是本书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啰嗦。一个观点要被作者反复说个七八遍，就好像再程序里写了七八遍功能一样只是命名不同的方法，这谁会受得了。而且，阅读本书时王二似乎右回到了高中背政治课本的时候--一个论点下面有三个加粗的分论点，每个分论点下面有长长的一坨内容，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在加粗的分论点下面画上横线，表示这是考试要考的内容，是需要着重记忆背诵的。至于下面那一坨里面讲的是什么，没人会在意。

虽然槽点不少，但是不能掩盖这本书充满创见的内容。王二认为本书有一下三点需要了解，第一、中国式人际关系模式；第二，脸和面子的同质性以及异质性；第三，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

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除了第二个可能不太懂王二要说什么，对于其他两种，同学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自己的答案。生活在中国这个大的环境下，生活在人情面子的关系往下，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结合本书，王二会尝试将每个同学结合自己特定场景经历得到的答案理论化学术化，以便未来能更加得心应手的处理人情面子相关的问题，这也是王二写这篇读后感的初衷。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除了讲述中国式的人情、面子以及人际关系模式，还有一些偏政治方面的内容，例如中国式官僚作风的形成、中国地方与组织领导的权利游戏等等，对于这些内容，王二不太感兴趣，所以没有仔细阅读，也不打算写相关感想，所以这不是一篇完整的读后感。严谨一点的话，将文章标题改成《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选读后感似乎更合适。话又说回来，如有同学对这些感兴趣，想阅读本书的，可以随时联系王二。

由于内容比较多，王二会分三篇写出来，以下是第一篇。

《人情、面子与权利的再生产》之中国人际关系模式

首先作者提到了中国人际关系的构成基础，作者认为有三点：中国人的天命观、家族主义、以儒家为中心的伦理思想。就像背政治一样，每一点下面都有一大段解释的内容，这里就不展开细讲了。

作者还提到：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它们彼此包含又各有自身的功能。一般来说,人情是其核心,它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亲(家)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样式。人伦是这一基本样式的制度化,它为这一样式提供一套原则和规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遵守一定的秩序。而人缘是对这一样式的解释框架,它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定在一种表示最终的而无须进一步探究的总体本源框架中。

我们需要着重注意的是作者提出的人际关系中的平衡性模式。

在文中，作者讲述了一个老师（我们称为甲）手术住院的案例，作者发现，甲在住院期间，当得知自己病房的其他病友给主刀医生和麻醉师塞红包时，自己也迫不及待的想给医生、麻醉师塞红包，甲一方面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行为在医院制度上是被禁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认为这样做在维持平衡性上是必须的，甲要确保她能和病友在主刀医生和麻醉师的关系上保持相同的关系。对于主刀医生（我们称为乙）而言，如果乙没有收到红包或者拒绝收红包这一行为，那么他和甲的互动标准只是医院制度或者医德。但是当他接受了红包，那么他和甲之前的平衡性就会被打破，新的标准就变成了红包。这时候乙就需要对甲额外的关怀或者待遇以达到这一新的平衡。

作者认为,所谓讲究人情的策略之一正是在关系网络中对平衡性的维持。它表现为个体在某种标准压力之下而发生的要面子行为，同时也表现在关系结构上的给面子行为。百家笔记网维持住各人的面子正是维持住了平衡的关系,也就是讲了人情。而一且出现了失衡现象,就会意味着其中有人丢了脸或没有给面子。这同西方人所讲的情感有本质上的区别。例如这一个案中的病人就因自己没有给医生送红包而感到没有面子。因此,人情和面子的社会心理机就在于维系人际关系中的平衡性模式。

作者提到，以上所建立的人际关系平衡模式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它同时也是做人和做群体领导的一项重要策略。

在中国式人际交往过程中，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交往过程中的重情轻理的倾向；二是在礼尚往来中讲究的形式主义。

上面提到，人情是中国式人际交往的核心，它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社会交换性的社会行为。由于农业社会的土地不能移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经济,造成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务是要考虑怎样来保证人际关系的稳定和和谐。而这一保证又因人情中的血缘关系和儒家伦理的影响而倒向重情抑理。因为“情”字的内涵是义是适宜,是和气,而非利而“理”字往往包含利益、是非、章程、真假和道理等。所以“有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因为家庭范围之内用讲理的方式是不适宜的。说某人不近情理，也是“情”字在前，“理”字在后。说服某人也会常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情”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他还受传统儒家“礼”的引导和规范，这一特点带来的结果是在礼貌客套上的相互牵制，并导致情面上的形式主义化。例如过节给有头绪的人送人情，过年给亲戚朋友相互发网络祝福语。这使得交往双方并不顾及对方是否真心还是假意，而仅需要体现人际交往方式上的必须和礼仪。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交换方式。

关于面子读后感【篇4】

我最喜欢看《中国儿童成长故事》。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故事是《死要面子的青蛙》。这个故事讲了，青蛙和两只大雁是邻居，池塘快干了，它们商量搬家，可青蛙不会飞，不能和两只大雁一起搬家，青蛙就想了个好办法，让两只大雁分别咬住小木棒的两头，它自己咬住小木棒的中间，这样它就跟着大雁一起飞起来了。

两只大雁带着青蛙飞起来了，它们飞过一个村庄，青蛙听到人们在夸奖大雁聪明，它不高兴了，它们又飞过一个村庄，人们又在夸奖大雁聪明，青蛙更不高兴了，它们又飞过一个村庄，人们又在夸奖大雁能想出这个好办法，好面子的青蛙实在忍不住了，就喊：“这个办法是我想出来的！”刚一张嘴，青蛙就掉到地上摔死了。

故事中的青蛙因为死要面子才活活摔死了，从中我懂得了在生活中我们决不能死要面子。上学期，我们班有个同学，有一天早上，他来学校上学，来的比平时晚了点，没有迟到，可他却以为自己已经迟到了，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信，赖在车上不肯下车，被他爸爸强拉下车后，还滚在地上，弄得满身尘土，说什么也不肯进校门。因为他想，我可是副班长，迟到了多没面子。后来，被他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被学校领导批评了，又被家长像捉小猪似的捉进了教室，结果真的迟到了。要是他不那么死要面子的话，就不会迟到，这就是死要面子的结果。

小朋友，你们不可以死要面子哦！千万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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