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天还没亮透，师父的炉子已经生起来了。
我裹着棉袄蹲在门槛上，看他左手捻着艾绒，右手执一枚银针，对着晨光比了比。那针极细，像是从曦光里抽出来的一丝线。“坐下。”他头也不抬。我赶紧搬个小马扎，乖乖把袖子撸到肘弯。
师父是整条巷子里唯一还在大年初一动针的人。别人家拜年串门，他倒是支起小炭炉，煮一壶老姜茶，将针盒摊在八仙桌上，像摆开一桌宴席。
“年节里扎针，有三不碰。”他捏着针往我的合谷穴轻轻一送——酸麻感顺着虎口窜到指尖。“不碰头顶百会，不碰脚底涌泉，不碰膻中。”他顿了顿，指尖的针又捻了半圈，“大年初一，天地之气最清浅，人也最干净。这时候碰大穴，就像过年砸了人家门环，不。”
我“嘶”了一声，倒吸一口凉气。那针还在肉里，师父的手却稳稳的，像树根扎进土里。
他教我的第一课，不是记穴位，不是认针法，而是“敬”。敬那枚针，像敬一柄刀；敬那双手，像敬一杆秤。“账房先生拨算盘，咱们这行，拨的是人的阳气。”他说话慢吞吞的，像在嚼一块老姜，“哪家小孩过年夜着凉了，哪家老爷子守岁熬出火气来了，这时候找上门来，你扎不扎？”
我摇头。他笑了：“得扎。但针得轻，得像春风贴着河面吹。”
那时我不懂，后来才明白，师父的意思是——年节里的施治，治的不是病，是人和日子之间那一点点不合时宜的别扭。扎得太重，就把本来的年味破了；扎得太轻，又显得敷衍。这分寸，比年份的老酒还难拿捏。
如今师父退了针，我接了那盒子银针。过年回老家，巷子里冷清了许多，没人再在大年初一捂着肚子来敲门了。但我还是像他那样，初一天不亮就生起炉子，煮一壶姜茶。
没有人来。但我还是把针擦了又擦，对着晨光比了比。
那根针啊，就像师父说的，你敬着它，它就是活的。跟年味一样，有人记得，它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