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教我烧炭画的那天，恰好是腊月廿三。
他指着墙角的炭篓，说这炭不是随便什么柴都能烧的。必须是五年以上的老枣木，砍下来要晾够一百天才行。晾好的木头劈成巴掌大的块，堆在院角的土窑里。窑门不封死，留三指宽的缝，让风能钻进去说话。
“你蹲下来看。”爷爷蹲在窑前，手掌贴在窑壁上，像在试探一个婴儿的体温。我也学他蹲下去，粗糙的窑面传来丝丝缕缕的暖意，那温度不烫人，却深得发沉。
烧炭的时辰最将就。爷爷说，要在祭灶日这天黄昏时点火，让灶王爷看着火势烧一宿。到了子夜，满窑的木头恰好烧到七分透，这时候窑门一关，火气憋在里头慢慢收，等天亮开窑，炭就烧成了。
我问他为什么非得这天。爷爷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咱家的烟火气，得让老天爷看见。”
最要紧的是开窑那一瞬。爷爷让我站到他身后，自己用湿布巾裹住手，慢慢抽出窑门的土坯。一股热浪扑出来，裹着枣木特有的甜香。木炭安静地躺在窑里，外面裹着银灰色的灰，裂开的地方露出紫红色的芯，像冬夜里炭火那一口温存。
“记着，炭不能急。”爷爷拿火钳夹出一块，在石板上轻轻磕了磕，碎灰落下来，露出活生生的火色。“急火伤画，只有慢火养出来的炭，画在纸上才有魂魄。”
他让我用第一窑炭画一炷香。我拿起炭条，笔尖划过宣纸，竟有一种说不出的顺滑——像用温热的笔在厚实的棉布上行走。墨迹里藏着暖，灰调里有光，那是机器做的炭永远画不出的温度。
去年冬天，我回老屋收拾东西，发现墙角还剩一篓爷爷烧的炭。我学着当年他的样子，生了一炉子。画了几笔，眼泪就掉下来了。
画还是那把画，只是画炭的人，也成了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