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蹲在院里的青石板上，手掌贴着潮湿的地面，眯眼看了半晌才起身。“地气动了。”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像是在跟泥土说话。我那时十六岁，正是看什么都觉得不过年的年纪，心里惦记着村口茶馆新来的说书先生，哪肯认真听这些。
可爷爷把我的手按进装麦子的陶缸里。麦子经过冬藏，吸饱了春天的潮气，握在手里有种温软的韧劲。他教我搓碎麦粒：“不要急，像揉你奶奶的手那样。”我忽然就不敢笑了。
家里酿酒的规矩多得像天上的星。立春那天撒的麦子，必须是霜降前收的；发酵用的坛子，要用竹叶和艾草熏过；连踩曲那天的风向都有讲究——刮西风就不开坛，说西风带燥，会把酒气吹散。最要紧的是酿酒的人自己得“净”——不喝酒、不吃蒜、不跟人吵架，得连着七天。
“酒这东西挑人呢。”爷爷往曲子里撒井水，水从指缝间漏下去，在麦粉上画出深深浅浅的纹路。他把旧年的曲饼碾碎了掺进去，像去年掺前年的，前年掺大前年的。“最早的那块曲，是你太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我伸手摸了摸那坛沿——木头包浆温润如玉，摸得出深深浅浅的指痕。
发酵那晚，爷爷不让开窗。月光从瓦缝漏下来，照见坛口蒙着的老棉布一鼓一鼓的。起先没声响，到后半夜，忽然听见“咕嘟”一声，跟着又是一声，像水底冒泡，像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慢慢地醒来。
我蹲在坛子跟前听了一夜。
天亮时爷爷进来看我，什么都没说，只拍了拍那口坛。他脸上有藏不住的得意，那种得意我后来在很多老手艺人脸上都见过——不是为技艺，是为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东西，终究又过了一年。
如今爷爷走了，那口酒坛还在老屋里放着。每年谷雨我照旧踩曲、照旧熏坛子、照旧不听西风不开坛。头两年做得磕磕绊绊，酒总带点酸。第三年清明夜，我梦见爷爷蹲在青石板上，头也不回地说了句：“地气动了。”
醒来一摸地面，果然潮润润的，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