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城里的官员张九龄（别误会，不是那位大诗人，是个同名的小官）被闹钟——不对，是被街坊里的“晨鸡”叫醒。
那时没有手机，公鸡就是最准时的闹铃。
寅时三刻，也就是凌晨四点左右。张九龄摸黑爬起来，屋里点起油灯，手忙脚乱地穿上那身宽大的朝服。老婆还在睡梦里嘟囔：“今儿又不是大朝会，至于这么早？”
至于。
唐代的早朝，可不是电视剧里演的日上三竿才开始。按《唐六典》记载，皇帝和文武百官要在“日出前七刻”就位。换算一下，大约是凌晨五点半，人就得站在大明宫的含元殿里了。
从长安城的坊市到皇宫，走路少说半个时辰。所以凌晨四点起床，真不算夸张。
张九龄匆匆塞了两口胡饼，灌下一碗热豆浆——这些路边摊早就摸准了官员的作息，在坊门口支起了铺子。天还没亮呢，朱雀大街上已经满是灯笼，一串串火苗在晨雾里晃动，像流动的星星。
“张大人早啊！”同行的王主簿提着灯笼凑过来，哈欠连天。
“早。”张九龄苦笑。
他们边走边聊，步子不敢慢。因为《宫卫令》明确规定：朝会迟到要挨板子，次数多了还会被降职。有一年新科进士刘禹锡（就是写“沉舟侧畔千帆过”那一位）就因为迟到被罚了三个月的俸禄，气得他写诗吐槽：“无端又被春风误，吹落朝衣到日西。”
这首诗流传开来，成了长安官场茶余饭后的笑话。
不过话说回来，古人这么早开朝会，纯粹是折腾人吗？
也不尽然。古代农业社会讲究“日出而作”，皇帝作为天下表率，自然要带头早起。况且，早朝处理政务有个好处：头脑清醒，效率高。像唐太宗李世民，每天早朝先跟宰相们议定大事，再分头执行，到中午基本处理完当天政务，下午还能读读书、写写字，比现在某些加班到半夜的职场人幸福多了。
宋朝沿袭了这个传统，但做了人性化调整——官员不必天天上朝。按《宋史》记载，只有初一、十五才是“大朝会”，平时各部官员各忙各的，只在需要时去汇报工作。这种“弹性工作制”，连写《梦溪笔谈》的沈括都夸过。
当然，最惨的还是明朝。朱元璋是工作狂，规定每天凌晨三点就要上朝，官员们住在城外的，半夜就得起床赶路。有个叫钱宰的翰林，写了首诗诉苦：“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朱元璋看到了，不但不体谅，还冷笑一声：“朕何尝嫌你迟？不如改作‘午门朝见尚忧迟’。”意思是说你再早起半个时辰好了。
从那以后，明朝官员上朝的时间更早了。
想想今天那些凌晨四点就起床赶地铁的上班族，看来焦虑加班这件事，古今同理。
张九龄终于在卯时前赶到了宫门口。晨鼓声响起，沉重而悠远，一声接一声，像大地的脉搏。宫门缓缓打开，官员们按品级列队，鱼贯而入。
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他们的一天，才刚刚开始。而我们的清晨，又在被谁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