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推开县衙的木门，檐下的冰凌子正滴着水，一颗一颗的，像时辰的珠子串成的帘子。我裹紧那件半旧的棉袍，袖口磨得发亮，却还是抵不住寒气往骨头缝里钻。这数九寒天的，河面都冻实了，该是围着火炉喝热汤的日子。可今年的文书催得紧，说是有户农家上报了冬插的田亩，得去核验。
走了一炷香的工夫，远远便看见田里有几个身影。老农姓赵，五十多岁，裤腿卷到膝盖，赤着脚踩在泥里。那泥，还结着薄薄的冰碴呢。他身旁站着个小孙子，七八岁光景，冻得鼻头通红，却也在帮忙递秧苗。
“赵老哥，这大冷天的，怎么还下水？”
老赵抬起头，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税吏大人，您不知道，这稻子啊，不怕冷，只怕闲。这时候插下去，根扎得深，来年穗子沉。”他说话时，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结成团团雾。我蹲在田埂上记账，看他的手——皴裂得厉害，像老树皮，却稳稳地托着那些嫩绿的秧苗。
小孙子忽然“哎呀”一声，滑了一跤，溅起的泥水洒了我一身。我还没说话，老赵已经一巴掌拍在孩子后脑勺上：“叫你毛手毛脚！”孩子瘪着嘴要哭，我连忙把随身带的烤红薯递过去。那是出门时妻子塞进我怀里的，用粗布包着，还烫手呢。
孩子接过红薯，怯生生地撕开皮，金黄的热气腾起来，在冷天里格外好看。他咬了一口，笑了，又掰一半递给他爷爷。老赵犹豫了一下，才接过去，嘴里说着“大人这怎么好意思”，手却早把红薯塞进嘴里了。
那一刻，田埂上只有三个人，嚼着红薯，看远处山峦被薄雾笼着，像蒙了一层宣纸。我忽然觉得，这哪里是来征税的，倒像是来赴一场与冬天的约定。老赵说，他们祖上传下来个说法：腊月里插下去的秧，能听见泥土里的声音。我问他什么声音，他想了想：“好像根在长。”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现代人开着暖气，吃着大棚蔬菜，四季的界限模糊得像被水泡过的字。可这老农，偏在最冷的时候下水，说是要让稻子记住冬天的味道。他把节气刻在骨子里，用身体去丈量自然的脾气。
那晚在灯下，我用冻僵的手写下核验的文书，想着：有些东西，不是算盘能算清的。就像老赵说的，根在长。只是如今，还有多少人愿意在数九寒天里，耐心地等那些看不见的根，一寸一寸地往下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