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下了一场雨。
推开柴门时，青石板濡湿着，几片梧桐叶贴在地上，像刻进石头的拓片。空气里有泥腥气，混着烧了一夜的松柴余烬。我蹲在窑口前摸了摸，砖温尚温。火是丑时添的，刚好能褪尽一丝潮气。
今儿是七月半。
搁在别处，这是烧纸祭祖的日子。但在我们陶村，还有一桩要紧事——学堂新来的先生今日开课，照老规矩，拜师礼上得摆几件新出窑的陶器。我做的，正是一套文房：水盂、笔洗、镇纸，外加一方小砚台。
半年前就开始备这些坯子。选泥最讲究，得是河床下两丈的青泥，筛三遍，晒五七，再搁瓦缸里养足三个月。揉泥那会儿，手劲要匀，像给面团排气，把气泡一粒粒挤出去。坯体干了要用细竹片刮，刮到光润如婴儿的皮肤，才能在窑火里不裂不崩。
出窑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用铁钩子把匣钵勾出来，热气扑在脸上，眉毛都烫卷了。慢慢揭开盖——五件小器，釉色青灰里透着隐隐的蟹壳青，正是我想要的“天青过雨”。那方砚台最得意，胎体薄得能透过光，底下落了我的手戳，莲花纹里藏着一个“陶”字。
抱着陶器去学堂，路过村口的老槐树。几个大娘正在烧纸钱，纸灰蝶一样飞起来，沾在我袖口上。我侧身让了让，没说话。老太太们拜她们的祖先，我去拜我的小先生，各怀各的念想。
学堂设在旧祠堂里，供桌上已经摆了一碟枣、一碗新麦。先生三十出头，瘦长脸，见了我的陶器，眼睛亮了一下。
“好，”他说，“器有形而神无形，七分在人，三分在天。”
他这话说得轻，我却听着心里一震。拜师礼上，我端端正正磕了三个头。先生把砚台收下，又回赠了一卷手抄的《三字经》，纸是桑皮纸，墨是松烟墨，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书卷香。
傍晚回家，窑口的火已经灭了。我打了盆井水洗手，水面上飘着槐花。今年收成不算好，入夏太旱，田里的稻子矮了半截。但好在窑火没断，手里有活儿，心里就踏实。
蹲在门槛上喝粥，忽然想起早年师父说过的话：无论七月半还是哪一天，活着的人做好手头的事，就是对先人最好的祭奠。
我摸了摸那卷《三字经》，纸面粗糙却温热。明天该去河边再挖些青泥了。天凉了，泥性也该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