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九，老屋的砖地上，炭火盆烧得正旺。
红彤彤的炭火映着阿婆的脸，她正往盆边绕竹篾。我蹲在一旁，看她把新编的蚕匾搁在火边烤——这是养蚕人的规矩，腊月的火要熏透每一件竹器，驱走湿气，来年蚕宝宝才住得安稳。
“火别太旺，竹篾会裂。”阿婆伸手探了探热度，指尖在炭火上虚晃一下，又缩回去。她的手背上有常年浸桑汁留下的褐印，像年轮。
我突然想起两个月前，她也是这样探着身子，往晒场的桑叶堆里插温度计。那时秋阳还烈，她念叨着“霜降前要把一茬桑叶阴干”，头顶的竹竿上晾着碧绿的叶，像挂了一墙的春天。大暑天采桑，汗顺着脊背淌成小河，她总把浸湿的帕子搭在我脖子上，“凉快些，别中暑。”那么热的天，她却不肯歇，说桑树养了一季，人不能负了它。
除夕夜，炭火在屋里踱步。
大舅公拎着酒壶来串门，进门就喊：“老姐姐，火盆给我留个位置！”他挤到阿婆身边，从怀里掏出几根甘蔗，塞进炭灰里煨着。火苗舔着甘蔗皮，滋滋地冒甜气。阿婆笑骂他：“年年偷我的火，来年蚕该找你讨桑叶。”大舅公满不在乎：“我地头那几棵歪脖子桑，结的叶可甜了。”
烤透的甘蔗剥开，汁水淌在炭火上，嘶啦一声，整个屋子都是焦糖味。小孩子们抢着啃，大人们扯着嗓子聊来年的蚕种。火光照着墙上贴的蚕猫图——那是用红纸剪的虎头猫身，据说能镇住老鼠。
三更的梆子从村头传来，炭火渐弱，只剩一盆红光。
阿婆把最暖和的火灰拨到一边，埋进几块新炭。明年清明，这些炭会用来烘蚕室，让新生的蚁蚕在温热的空气里醒来，像从冬天的一个梦里，钻进春天的另一个。
“当年你外婆，大雪天就这么拢着火。”阿婆突然说，眼睛望着窗外，“她说，火再大，也要留个口子透气，跟养蚕一样，不能太热，不能太凉，得刚刚好。”
那一刻，我突然懂了。
养蚕人一辈子都在跟温度较劲。夏夜里给蚕室开窗通风，冬夜里守着炭火不离人。这份手心里的冷暖，其实是一种古老的默契——知道什么时候该添把火，什么时候该散散热。就像这漫长的一生，热了别狂，冷了别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