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隔壁李大爷已经在院子里磨镰刀了。那“霍霍”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传得格外远，像是在给整个村子打拍子。我披上褂子出门，深吸一口还带着露水的热气——三伏天的太阳还没完全露脸，但那股子闷劲儿已经顺着毛孔往骨头缝里钻了。
街上的动静可比我想象的热闹。王婶家门口，她们家老二正往三轮车上搬凉茶桶，铁皮桶外面凝着一层细密的水珠。“今天去东头那块地，你叔说太阳上来前还能割两畦。”她冲我喊了一嗓子，手里的活计没停。巷子拐角，赵家的几个孩子正把草帽往脑袋上扣，大的帮小的系带子，有一个草帽太大了，把眼睛都遮住了，惹得旁边的小丫头咯咯笑。
集市那边更是个热闹。卖凉粉的老张头支起了布棚，案板上码着十几碗透明透亮的凉粉，浇上醋和蒜汁，香气能飘半条街。有人在讨价还价：“三伏天割麦子，你家的凉粉得管够！”老张头咧嘴一笑，手里的勺子却没停。旁边卖西瓜的刘大哥把瓜劈开，那红瓤在太阳底下水亮亮的，看得人喉咙发干。一个老汉挑了担子，两头是自家腌的酸梅汤，罐子外面挂着水珠，几个赶集的后生追着买。
我们家的人口多，地也多。父亲走在最前头，脊背挺得笔直，像个将军带着队伍去打仗。母亲跟在后面，肩上扛着磨得锃亮的镰刀，刀刃能照见人影。我和弟弟抱着水壶和草帽，踩在田埂上，脚下的土已经晒得发白，裂开了细小的纹路。到地头时，太阳刚好爬上了东边的树梢。父亲把草帽往头上一扣，弯腰就入了麦田，镰刀一挥，一把麦秆齐整整地倒在怀里。
整个田野都是人。远远近近的，有弯腰割麦的身影，有运麦子的牛车吱呀吱呀地走，有女人尖声喊自家男人送水。有人起了头，唱起粗犷的山歌，调子高高低低的，被风吹得飘来荡去。有个后生接了一嗓子，又有人接，热热闹闹的像唱大戏。
我蹲下身，学着父亲的样子割了一把。麦秆上的毛刺扎得手腕生疼，腰也酸得慌。但抬眼看看父亲，他已经割出去十几步远了，身后留下一排整齐的麦茬。汗水顺着他的后颈往下淌，汗衫湿透了贴在背上，可他一点儿没停。
中午歇晌的时候，母亲把凉茶桶打开，倒出温温的茶汤。父亲坐在田埂上，把草帽摘下来当扇子，脸晒得黑红黑红的。他接过茶碗一仰脖子干掉半碗，抹了抹嘴，看看天上的太阳，又看看地里还没割完的麦子，突然笑了：“这太阳，越毒越能晒出好麦子。”
我那时年纪小，不大懂。可现在想起来，三伏天的酷热里藏着的是另一种慷慨。田里的庄稼不是怕太阳，是等着太阳呢。越是晒，麦粒就越饱满，越结实。收割不是和太阳较劲，是在赶它的步子，趁它把的热量都给了麦子，我们就赶紧收进仓里。
黄昏时分，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一捆麦子被搬上牛车，父亲拍拍我的手说：“今天不错，你的镰刀快赶上我了。”街坊们都收了工，有人在井边冲凉，有人坐在门槛上歇息。炊烟袅袅地升起来，混着麦秸的香气，在暮色里飘散。
那时刻，我忽然觉得，一家之主大约就是这样的人——在太阳最毒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往前赶，等麦子入了仓，才肯坐下来，吹一吹傍晚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