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跟着爷爷学的这门手艺。
说是手艺，不过是在小暑这天，给即将成年的少年梳理头发、戴上冠帽。爷爷说，一年里最热的时候，阳气最盛，少年人的血气也最旺，这时候行冠礼，天地都在看着。
天还没亮透，蝉声就密得像雨点。爷爷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案桌，铜盆里盛着井水，水面映着晨光，碎碎的。他让我去请那孩子——按规矩，冠礼要在太阳升到树梢前开始，晚了就不成。
我见过那孩子。他头发有些乱，眼神怯怯的，站在梧桐树下，手指绞着衣角。爷爷不说话，只细细地、一把梳子一把梳子地给他通头发。成年人的发髻有讲究，要梳得圆、梳得正，不能偏一丝一毫。“皮要绷住，骨要立住。”爷爷念叨着，手上的劲道却松软得像在揉面团。
铜簪插进去的一瞬，爷爷停住了手。他凑近看了看，又退后半步端详，眉头微微拧着。
“松了。”他把簪子拔出来，重新握了握那孩子的发髻。
铜簪第二次落下去的时候，我看见那孩子的肩膀抖了一下。不是疼，是一种莫名的、像是忽然被什么托住了的震动。爷爷的手掌很稳，贴在他后脑勺上，像贴着一只刚出壳的雏鸟。
“帽沿要压到眉梢，低了遮眼，高了露脑门。”爷爷边说边调整，拇指在帽沿内侧轻轻摩挲，“刚好露出额头—三分明一分润，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礼成后，那孩子——现在该叫大人了——对着爷爷磕头。爷爷没躲，受了这一拜，然后从怀里摸出一块帕子，递给他擦汗。帕子是靛蓝的，边角绣着很小的一个“正”字。
后来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城里的少年人去拍成人礼的照片。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对着镜头笑得很灿烂。可总觉得缺了什么。缺的是小暑那天，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却一动不动的那个时刻；缺的是爷爷说“松了”时，我心头一紧的那种郑重。
去年小暑，爷爷已经走不动了。我替一位邻家的孩子行冠礼，梳好发髻，插上铜簪，那孩子问：“是不是松了？”
我突然愣住，眼眶发热。
原来把规矩传下去的，从来不是规矩本身。是那一瞬的热，是头发被扯紧时猝不及防的疼，是帽沿压到眉梢刚好露出额头三分明一分润的、说不上来的那么一点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