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姓朱，从十四岁起做风筝，做到头发全白了。我跟他学手艺那年，正赶上晦日。
“晦日不做新风筝。”他把我刚削好的竹篾收了回去，“今天只修旧的。”
那天傍晚，我们蹲在老槐树下，面前摆着七八只磨破了边角的风筝。老爷子把熬好的浆糊端出来，用指尖蘸一点，抹在断裂的骨架上，然后又用极细的棉线一圈一圈地缠。
“为啥非得晦日修？”
他没抬头，慢悠悠地说：“每月一天，月亮都歇了，人也该歇。但风筝不能歇——等过了今夜，明儿个新月就该起飞了。”
我那时不懂这个道理，只觉得他是老规矩多。后来跟着他放了好多回风筝，才慢慢咂摸出味道来。
三月三的潍坊，风正轻，云正白。师父带我去麦田边试飞，他让风筝先贴地滑行，不急不躁，等风来了，再一扬一放，那纸鸢便一寸一寸地往天上爬。线轴在他手里像个活物，时而送一把，时而收三分。
“放风筝不是跟天较劲，是跟风做朋友。”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眼睛却一直看着天上的那一点墨痕。
有一次，风筝飞得老高，线却突然断了。我以为要糟，师父却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黄豆，含在嘴里嚼了嚼。“断线是常事，”他吐掉豆皮，“但别追，别喊，让它去。”
那断线的风筝在天上飘了好久，落在远处的麦垄里。我们沿着田埂走了一刻钟才捡回来，他拎着那摊纸对我说：“你看，它替你看了很远的路。”
晦日那天修风筝的规矩，我后来想明白了。每月的一天，把旧的伤痕一一抚平，把松了的骨架重新扎紧，等到初一月亮重现的时候，风筝就又是新的了。这不是迷信，是一种朴实的时间观——人跟器物之间，得有个郑重的告别。
去年回老家，师父已经做不动风筝了。我把用了六年的老风筝拿出来，学着当年他的样子，一点一点地缠线、补纸。
他靠在藤椅上看了很久，说了句：“还行。”
就这么两个字，我高兴了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