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像滚水一样泼进院子，我蹲在树荫下，看师父把一捆构树皮浸进溪水里。水汽蒸腾，他后背的汗衫洇出深色的印子，像一幅慢慢晕开的水墨。
“大暑这天做纸，纸性最软。”师父头也不抬，“太阳毒，晒出来的纸浆白得发亮，跟冬天做的不一样。”
我那时才十六岁，觉得他说话神神叨叨的。造纸就造纸，跟节气有什么关系？可师父规矩多——必须用山泉水，构树皮要朝东的树枝剥下来的，连捣纸浆的石臼都是他爷爷传下来的那口，说是有“魂”。
大暑那几天，他天不亮就催我起来。露水还挂在草叶上，我们就开始煮树皮。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白汽，师父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火不能断，水不能凉，跟做人一样，得有个恒常的温度。”
最折腾的是制墨。师父从阁楼搬出个黑漆漆的陶罐，里面是他攒了三年的松烟。大暑天湿度大，他说这时候调墨，“胶性最活”。他往松烟里滴了几滴陈年米酒，又加了些我说不上名字的药粉，用一根竹片慢慢搅。我站在旁边，热得头发都贴在了脖子上，他却说：“心静自然凉。你心里燥，做出来的墨就是死的。”
我试着接过来搅了几下，竹片在陶罐里发出沉闷的声响。师父看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把罐子端到太阳底下，用一块湿布盖住。“晒它三天，晚上收进来，白天再端出去。大暑的阳气能催出墨的魂。”
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魂”，其实是微生物在高温高湿下发酵产生的变化。可那时候，我只觉得这个老头儿神神叨叨的，把做纸墨搞得像祭祀。
如今我也到了教人的年纪。每年大暑，我还是会去山里砍构树皮，还是用那口石臼捣浆。只是徒弟们嫌热，嫌麻烦，嫌现在什么都能买到。我坐在院子里，看着空荡荡的石臼，忽然懂了师父当年的寂寞——有些东西，不是不肯传，是肯学的人少了。
蝉还在叫，跟三十年前一个调子。我起身去翻那个陶罐，里面还有半罐松烟墨，是大暑那年做的。墨香从罐口溢出来，像师父还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