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风贴着窗缝钻进屋，我搓搓冻僵的手，看着师父从樟木箱里捧出一匹红绸。
“今儿大寒，正日子。”师父把绸子摊在案上，手掌慢慢捋过布料，像在抚摸一件活物。
我二十二岁那年，第一次跟着师父做全幅的嫁衣。师父姓白，镇上人都喊他白裁缝，七十多岁的干瘦老头，手指却出奇地稳当。他给我定下规矩：大寒这天的嫁衣，量尺寸时不能说话，送出门时不能说“再见”。
“为啥？”我问。
师父眼皮都不抬：“老规矩。新媳妇的福气，不能让你随口说跑了。”
我没敢再问。后来才知道，大寒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却是老辈人眼里嫁女儿的好时辰——从最冷的时候出嫁，日子往后就一天暖过一天了。这个弯弯绕绕的讲究，藏着多少为人父母的心思啊。
那件嫁衣，足足做了半个月。
裁布在日落时分。那天晚霞很淡，师父把红绸铺满整个裁板，对着东边窗户的斜阳落第一剪。剪刀贴着布面走，沙沙的声音像蚕吃桑叶。他说光线对的时候下刀，布料不会拉丝。后来我猜，那不过是他对每个步骤都有自己的仪式感。
绣花要挑雪天。大寒前后下了两场雪，师父说雪天的光线最稳，不晃眼。盘扣要选清晨做，人说棉线在太阳没照到的时候韧性最好。这些规矩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但跟着他做了一辈子嫁衣，我发现自己也慢慢迷信起这些小讲究来了。
也许所有手艺人的坚持里，都藏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吧。
给布料缝一道边的时候，师父的手忽然停了。他端详着那件嫁衣上的鸳鸯戏水图案，忽然说起自己年轻时的事：“我十六岁学手艺，师父教我——做嫁衣的人，心里要装着欢喜。你缝的每一针，都是新娘子以后的日子。”
那天晚上，我和师父对坐无言地喝了一壶茶。他递茶给我时，我分明看见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五年后师父走了。现在小镇上会做全幅嫁衣的，大概就剩我一个人了。
前几天又到大寒，邻居家的闺女要出嫁，来找我做嫁衣。她妈妈站在我家院子里，看见那匹红绸的瞬间，眼眶就红了。
她一定是想起了自己出嫁那天穿的那件嫁衣吧。
我摆好剪刀、针线，在那个黄昏推开东边的窗户，等着夕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窗外的腊梅开得正好，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进来。
不知道师父在天上看见了没有——他教的规矩，我都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