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的风吹到县衙后堂，檐角的铜铃叮当作响。我蹲在院子里，用竹片轻轻刮去青石板上冒头的青苔。那股子潮气混着泥土的腥甜，像是从地底下漫上来的。老药工常说我鼻子比狗还灵，我倒是觉得，这节气的味道，本就该这般霸道。
后院那口深井的水温了三分。卯时三刻，我提水回来，老药工已经在石臼前摆开了阵势。“今日春分，阴阳各半，配药也得讲究个均。”他边说边往臼里丢东西。我凑过去看，白芍、甘草、柴胡，还有几味叫不上名的草叶子，在他手里翻来覆去地数着。
我负责切当归。刀落在木砧板上，闷闷的，像春天清晨的鸟鸣。老药工说切得薄些，药效才出得来。我就一刀一刀地切，看着那褐色的薄片打着旋儿落进竹筛里。
巷口卖豆腐的王婆婆推门进来，手里攥着半块红糖。“我那孙儿咳嗽半月了，劳烦给配一剂。”老药工不接她的糖，却让我去厨房端碗热姜汤来。王婆婆捧着碗，眼眶红红的：“你们衙门的人，比亲儿子还贴心。”
煎药的火也很重要。桑木枝烧到七成，火苗蓝汪汪的，罐子里的汤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泡。那股子苦味儿混着后院的艾草香，飘过县衙的墙头，落到街对面的茶馆里。李掌柜端着茶杯过来嗅了半天：“这味儿，闻着就踏实。”
日头偏西时，老药工让我把熬好的药渣倒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他说这是给土地公公尝鲜，我倒觉得，更像是把这一天的辛劳还给了生养我们的大地。
暮色渐浓，东街的瞎眼阿婆让邻居搀着走来。她跌了一跤，手腕肿得老高。老药工取出点药酒，让我帮阿婆揉搓。老人家的手凉得像冰，我搓得手心发热，她才叹口气：“你们这些穿官服的，倒比街坊还暖人心。”
收工时，我把剩下的药渣埋在西墙下的芍药花根部。春分日夜等长，人间的冷暖却从来不是对半分的。老药工收着药箱，慢悠悠地说：“这日子，苦的能熬出甜，硬的能煮成软，全看你是用什么心去煎。”